正在上映的《道士下山》，与陈凯歌以往的电影风格都不相同，被评为“看完后很难有观后感”的影片。《道士下山》，可以看成高冷的陈凯歌“下山”接地气的电影。上山容易下山难，在接受采访时，陈凯歌、陈红夫妇谈了他们“下山”的故事和感悟。
剧本“何安下的问题就是：我把我自己搁哪儿啊？”
问：为什么看中这个本子？徐皓峰有不少作品，从文学的角度来说，《道士下山》并不是他最好的一部。
陈凯歌：我做事就没什么初衷，喜欢就喜欢了，非常的直接，也可以叫创作冲动。徐皓峰这作家，电影学院研究生毕业的，跟我们也沾点边，而且听说他是武林某一门派今天的掌门人(形意拳——编者注)。小说归纳起来说，就是一个不懂事的小孩，一脚踏进了万丈红尘，所有的事都是纠结的、缤纷的、混乱的，他何以自处啊？“何安下”本来是一孤儿，这个名字，是他师父把他抱回来说往哪儿搁的意思，就是说何处能够安下他，后来就成了他的名。
何安下的问题是全人类的问题——我把我自己搁哪儿啊，怎么才能安下？我觉得这是微言大义。每一个人都多多少少会遇到这情况，我十六七岁的时候去云南插队，那不就是不知道把自己往哪儿搁吗？
问：这部电影新在哪里、值得去看的理由是什么？
陈凯歌：值得去看的理由有千千万，但是我自己觉得用不着告诉别人我们拍戏多辛苦啊，时间花多长啊，金钱花了多少啊。其实就是偶然相遇吧，一部电影跟观众的关系，如果他真喜欢的话就是偶然相遇。你做多少多少宣传，你怎么样去自吹自擂，都不足以说服观众的心。如果真的是偶然机会他看到了这个电影，这就是我们最大的收获了。
问：您不同意我刚才对影片“笑里藏道”的评价，就是您没打算拿这部作品教育人，是吧？
陈凯歌：你也教育不了。今天的年轻观众，或者生活在今天这个时代的人，可能最厌烦的事情之一就是被人教导。我儿子上大学，一个生于艺术世家的孩子，却要去学商。在我看来这么不沾边的事，我话都到嘴边，但都没说，反而特别高兴地参加了他高中的毕业典礼。我尊重他的选择。他决定了他要往哪儿“何安下”，就让他去。这就是我今天的态度。
问：毕竟年过花甲了，还这么拼，一个镜头一个镜头自己拍。陈红你会觉得有点不忍吗？
陈红：如果不拍戏，他可能会生病，反而一拍戏他就快乐。后期也好，现场也好，他每天睡三四个小时，依然像打了鸡血一样，思维特别敏捷，体力也特别的好，而且特别开心。剧组比如说7点开工，他6点50肯定就到，神采奕奕。所以我觉得他会一直这么拍下去，除非身体确实出了状况不能拍了。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最重要。
问：这部电影对于你意味着什么，相比较于你的每一部作品来说？
陈凯歌：对于我来说，是重新学习。为什么是重新学习呢？这个电影最终是以3D的形式出现的，我过去从来没接触过，甚至非常排斥，我说用3D不成笑话了嘛？但当我真正在银幕上看到这电影的3D效果时，我觉得我这个决定是正确的。你不能够总用一个固定的模式。
压榨“不把演员最好的东西‘压榨’出来绝不罢休”
问：这部电影又有哪些什么不变的、所谓的陈凯歌风格呢？我知道拍摄的过程中，导演还一直是非常的严格要求。据说有一次把范伟都逼得要崩溃了？
陈红：不变还是对人性和人心的诠释和理解，还有就是对演员那种不把你最好的东西压榨出来，不把你范伟和你的角色合为一体，他绝不罢休。
问：所有的魔鬼都在细节当中，陈红刚才说的压榨这个词我很感兴趣，能不能给我们举一两个例子？
陈红：他对待每个演员的方式不一样，比如说他对王宝强压榨的方式就是让他尽情地表演，希望能从中找到宝强最优势的那一点——也就是他看中王宝强来演何安下的那点，所以就让宝强觉得怎么感性就怎么演，王宝强有时候反而会觉得导演为什么不调教我？
问：没有要求？
陈红：对，没有要求。但是每一个镜头、每一条都让宝强从现场来来回回。后来宝强说红姐，每天我要在现场走五里地。我说为什么？他说每一条我都要从现场走到监视器跟前，还没凳子，得撅着在那特别仔细地看。我说那你感觉怎么样？他说虽然导演让我按自己的本性来表演，但我发现每一条的变化非常非常大。一般导演不让演员这么一遍一遍去看监视器。第一，时间上受不了；第二，看着看着有时候演员会越走越偏。
比如说林志玲。她是一个特别敬业的演员。在现场，如果拍摄12个小时，林志玲从来不坐。后来我问她为什么不坐下来？回答是因为她的衣服非常的薄，怕一坐就有褶子。第二天，我就让制片部门给买了一个酒吧凳，说志玲你坐一下。可就这样靠一下她都不靠，每天就一直站在那儿，站在导演的身后。
志玲这个角色，和演员本身的差距是非常非常大的。导演就特别鼓励她，给她很多勇气让她往前迈一步，让她觉得自己行。因为很多人都说她是花瓶，有时候被别人说多了，自己可能也有这种感觉。志玲这一次是一门之隔、两个世界，大家看后可能会忘记她的美，而说原来志玲这么会演戏。当然，我说的压榨是加双引号的压榨。
陈凯歌：压榨这词还是不对的。因为压榨这词显得有点不平等，好像因为我是导演，高高在上。但能够让一个演员把自己最好的东西拿给观众看，这是我的工作也是我的责任。
片酬“以前有过压片酬，现在基本不跟演员讨价还价”
问：他们可能都很愿意来拍凯歌导演的戏，陈红你会不会压一下片酬？
陈红：原来是有过这种。但我自己做制片人已经做了十多年了，知道其实不要去省这点钱。演员，尤其跟着凯歌导演拍戏，其实要全身心地投入，可以说来拍三个月，这三个月什么事都做不了。因为没有体力了，每天拍完戏，他们都说累得像死猪一样往床上一躺，完了满脑子还是想着第二天的戏，和当天自己演的这些镜头。以前可能刚做制片人的时候，确实有过压片酬，演员也愿意自动降低片酬，但现在我觉得没必要去省这点钱。因为他们真的很辛苦，他们拿到自己的市场价，便能够踏踏实实地、很安分地进行创作。所以我现在基本上不会去跟他们讨价还价。
夫妻“做陈凯歌的制片人心机要很深的”
问：让太太作制片人到底是好处多还是坏处多呢？
陈凯歌：分人了，对陈红和我来说，她做还是好的。我这人可能是幸运、走运或者怎么样。
问：总有意见相左的时候吧？
陈凯歌：有意见相左。做抉择的话，还得按我的来吧。
问：还是按你的来？
陈凯歌：我也不会任性到像小孩子一样，说你非得满足我不可，但我更多要从电影整体去考虑。
陈红：《道士下山》中有一场范伟收了王宝强做徒弟后带他回家，美术设计了一个非常非常万家灯火的方案——河岸两边，一条河流，一个拱桥，要在那个基地加宽各八米，要盖很多很多人家，这一个镜头在戏里可能也就几十秒。设计图非常具有诱惑性，导演就说好，说我要的就是这个。但这个改造起来没有几百万、没有三个星期的时间是绝对实现不了。
问：所以你要表达自己的反对意见，你会用怎么样的方式来表达呢？
陈红：我就跟他说，在安静的夜晚，一个中年人碰到了一个年轻人，两颗心灵的撞击，把天空做得幽兰幽兰，再电脑特技加一点星星，两个人就这样走到了一起，推着自行车，也挺有诗意的。他说这也挺好的。
问：这省了好几百万呢。看来做制片人，心机得很深的。
陈红：你不能说我没这钱。他说怎么没这钱了，我要的就是这个。那样可能大家就会对立起来。
票房“人家票房这么好，我也不可能修炼得不动心”
问：过去您的几部戏票房大概在两三亿之间，但三年以来，水涨船高，两三亿票房也就是一基准线，甚至口碑很差的片子能上十亿什么的。这个时候你会不会有种压力？
陈凯歌：我不愿意敷衍你，敷衍你的话我就会说这是别人的事啊，我就是一导演，我就管我这个。说句老实话人家票房这么好，你说我修炼得不动心，这是不可能的。这是一个投资很大的电影，我至少要做到无愧于制作人和投资人，希望能够把制作费收回来，赚钱是另外一回事。这个我是很坦白地跟你讲。至于你说对我构成什么压力没有？这个没有，因为我从来只跟自己比，不跟别人比。
跟你说一件小事，我这么多年体会到了不争的好处。我原来是北影厂的职工、北影厂的导演。但我在北影厂那么多年，北影厂至今没给我一间房子。这在一个国营机构里是不可想象的。但我无感，我相信我的居住条件，比北影厂所能提供的肯定是好一点的。这让我感觉到不争的好处。
问：可票房好不好成为衡量事业的标准了，不容你不争。
陈凯歌：不会的。特别坦白地说，我已有感恩之心。不说别人，就是在我同学里边，现在能够在一线继续拍片的人，已经所剩无几了。这是一个特别自然的、正常的规律，你不能说你应该永远在第一线，而且你应该永远做到最好。如果一个人经过这么多年之后，还有这个想法，你只能说这人不可救药。这是一种妄念，后边的人要接替前边的人，是必然规律。
骄傲“谁说我陈凯歌将来就拍不出精彩绝伦的电影？”
问：陈红有没有觉得，这些年在凯歌身上，某种骄傲和锐气，有被打磨的痕迹呢？比如过去很难想象，凯歌会去参加一个综艺节目。
陈红：你说的这些特质吧，他原来的表达方式是很尖锐的。现在特质没有变，但是更加有力量了。像那个综艺节目，我觉得他应该去做。
问：干嘛要去呢？多耗时间啊，一个真人秀，一个小时的节目录四五个小时。
陈红：后来他始终在说，那一晚上，和那些年轻人在一起，就是他这一生当中最大的一次发光、最大的一次机会。他可以跟那些就像我儿子这么大的年轻人，去沟通和交流。
陈凯歌：我不觉得是浪费时间。比如有人叫我陈凯歌爷爷，我说这个事你还得先跟你爹商量商量，要不然会得罪他的。你需要找到和年轻后辈交流的机会，否则会感觉到跟下一代人或者更年轻一代人有隔膜。举例来说，人家特尖锐，啪啪就打出几个街拍的画面来，问年轻人知道陈凯歌吗？回答是听说过。问知道《霸王别姬》吗？答案是——知道，但是我是冲张国荣去看的，我不是冲陈凯歌去看的。去了，你才知道年轻人的想法。
问：是否觉得自己的巅峰时代，在《霸王别姬》之后其实已经过去了呢？
陈凯歌：不好说。我真觉得不好说。你闹不清楚陈凯歌是不是还有蓄势待发的机会。我们都受曹操影响，曹操说“神龟虽寿，犹有竟时”，但是您别忘了他还有“烈士暮年，壮心不已”，更何况我还没到暮年呢，对不对？谁能说我将来就拍不出精彩绝伦的电影，是不是？
(文字整理/北青文化客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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